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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民生热点] 技术是解药,也是毒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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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8-4-27 09:56:25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   如果把世界想象成一列火车,我们全体人类正坐在这列火车上,向着未知,呼啸前行。是为速度欢呼,还是追问我们正驶向何方?本版今日起推出的“前沿观察”系列访谈,便始于这样的疑惑与追问。
  技术是造就变化的时代力量。来自法国的哲学家贝尔纳·斯蒂格勒,正是作为现代技术哲学研究的开创者而被世人所熟知。
  在冷静观察技术对人类的影响后,他发出了郑重的警告:“技术是人类的解药,也是人类的毒药。我们要对技术的高速发展心存警惕。我们需要创造一种新的技术文化,去应对技术的时代。”

  ■本报首席记者 顾学文
  
  “迷失”,是身处技术浪潮中的
  现代人的真实写照

  解放周末:您的《技术与时间》三卷本重新确立了技术在哲学领域的地位,被认为是20世纪末哲学界最有影响力的著作之一,但同时也被列为最难懂的哲学著作之一。对当代西方哲学不太熟悉的中国读者很难进入您的讨论域。您能否用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语言,简要介绍一下您的观点?
  贝尔纳·斯蒂格勒:我在第一卷《爱比米修斯的过失》中,借用神话故事来说明人类固有的“缺陷存在”和“代具性”。
  在西方,大家都很熟悉这个故事:众神创造了各种动物后,委托普罗米修斯和爱比米修斯给每种动物分配适当的性能。爱比米修斯具体负责,他让弱小的动物行动迅捷,使一些动物拥有尖齿利爪,给某种动物以力量却不给速度……普罗米修斯来检查工作时却发现,爱比米修斯遗忘了人类,人类没有获得任何赖以生存的性能。于是,普罗米修斯就从赫菲斯托斯和雅典娜那里盗取了创造技术(工具)的能力和火——因为没有火就无法获得和使用这种能力——送给人类。
  通过这个故事我想说明,与动物相比,人类先天存在缺陷,技术是人类为弥补缺陷而获得的性能,“缺陷存在”是人类的第一品性。
  由此引申出人类的第二品性,即对技术的依赖——“代具性”。技术是人的本质,没有技术就没有人,人的进化其实是一个动物性退化和技术能力增强的历史过程。离开了技术谈人性,只能是形而上学的虚构。
  解放周末:您将技术阐释为“代表着一切即将来临的可能性和未来的可能性之前景”,似乎赋予了“技术”不曾有过的异常宽广的疆域?
  贝尔纳·斯蒂格勒:人们通常认为,技术包括两方面内容:一是方法和手段,二是成果。但我所说的“技术”的内涵是十分广泛的,指人类赖以生存的一切“身外之物”,包括从史前的石器到现代的计算机等,或者说,人类的行为、人类的记忆即“技术”。
  胡塞尔临终前认识到书写对人类记忆的重要性,书写就是一种技术;海德格尔预见了技术对人类的反噬;莫里斯·布朗肖认为,人们起初依照天体运动建立地球计时,后来人本身也成为了参与宇宙秩序的天体。
  马克思也认为,随着人的实践活动以及实践能力的不断提高,自然史和人类史不再是相互独立的历史,而统一为世界史; 认为人类是自己的工具的产物。随着工业革命进程的推进,机器和技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。
  解放周末:关于技术,您试图在书中唤起怎样的讨论?这样的讨论具有怎样的现实意义?
  贝尔纳·斯蒂格勒:我试图对技术在人类本性中的作用和地位进行重新讨论,从而建立起技术和人性之间新的关系。
  今天,“谁”正在逐渐被“什么”代管,人类的种族记忆、民族记忆、个体记忆,正在逐渐被新生的机器记忆所取代。我在第二卷《迷失方向》中,对这种社会现状进行了反思。“迷失”是身处技术浪潮中的现代人的真实写照,这种现状的存在,让讨论不仅有意义,而且备显迫切。

  人与技术的新关系,
  在中国体现得尤为明显

  解放周末:在您看来,技术和时间又是怎样一种关系?
  贝尔纳·斯蒂格勒:时间是什么,这个问题具有很多面向:有常识性的时间,也有物理学、哲学上的时间;有从主观角度描述的时间,也有从客观角度描述的时间。我所用的时间概念接近于海德格尔定义的时间。海德格尔把时间看作“此在”的存在过程,正如过去、现在和将来在现实中是不可分割的一样,“此在”的存在过程就是这三者的统一体。
  但海德格尔用时间观照“此在”,我则用时间观照技术,与其说技术在时间中,不如说它构造了时间。动物没有时间的意义,因为动物生存于纯粹的现在,动物的“记忆”只能通过基因遗传来实现,而技术则给人类提供了一个跨越过去、现在和将来的生存世界。技术与时间相联系,便把人与动物的属性深刻地区别开来了。技术使人既属于个体,又属于整体,唯有人是整体的存在,历史的存在。
  在第三卷《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》中,我阐释了现代科学技术,尤其是视听技术的飞速发展,给人的广义上的“存在”造成的重大负面影响。当电影这样的象征工业,与物流工业实现整体化时,就有可能控制全部市场,进而达成对全体人类意识流的控制。
  解放周末:今天是一个新旧技术更迭飞快的时代,您的书写如何做到及时回应时代?
  贝尔纳·斯蒂格勒:《技术与时间》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,我正在写第四卷。21世纪技术已经遍及世界的每个角落,需要我们对人类的历史和人类的存在有新的解读。
  为此,最近几年里,我频繁地来到中国,因为我觉得,人与技术的新关系,在中国体现得尤为明显,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,各方面表现得非常活跃。
  我还认为,中国最有可能创造出一种新的技术文化,以应对技术在大幅提升人类能力的同时对人类产生的反噬作用,因为中国对马克思哲学的研究,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,中国人对胡塞尔、海德格尔的理论也非常了解。

  技术带给人类的,
  未必都是幸福的改变

  解放周末:您的著作被认为在技术哲学领域开启了一个重要的转折,如何定义这个转折?
  贝尔纳·斯蒂格勒:在西方,贬低技术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期,在城邦民主制的背景下,演说、辩论的才能成为人们进身的阶梯。青年人纷纷向智者学习辩论的方法,智者为了使自己的学生在辩论中获胜,发明了许多诡辩的技巧,颠倒黑白,混淆是非,引起了正统哲学家的不满。哲学家指责诡辩学派把逻各斯工具化,成为权力的手段,而非知识的场所。哲学家认为自己研究的是知识,诡辩家研究的是技术,两者不仅对立,而且知识高于技术。比如亚里士多德,把技术视为实现目的的手段,认为技术没有任何自身的动力,技术对于人来讲,就是纯粹外在的东西,与人本身是分离的。
  我对这一传统进行了批判。技术不能被简单归为哲学的外围范畴,而处于被搁置的地位,认为技术这一“外围”对哲学的核心毫无贡献是错误的。我认为,人类是未完成的,始终处于进化中,始终在被技术所塑造。人类拥有技术后,制造工具,形成组织,组织之间产生纷争,爆发战争……技术对人类影响如此之大,不能被忽略。
  解放周末:您在重新确立技术重要性的过程中,为何又始终对技术抱有十分的警惕?
  贝尔纳·斯蒂格勒:人类因为普罗米修斯盗来的火而拥有了使用技术的能力。人有了技术之后,却没有使用技术的智慧,于是宙斯派赫尔墨斯给人类送去书写之神,教给人类公正、羞耻心等智慧和德行。
  这虽然是个神话故事,但形象地说明了技术具有两面性:既是解决问题的解药,也是毒药,对人类具有反噬性。比如建造的技术,一方面让人类遮风避雨,另一方面人类适应自然的能力变弱了。人类使用技术的历史,总是伴随着各种新问题的出现。
  解放周末:技术的反噬作用在技术高速发展的今天,表现得尤为明显。史蒂文·斯皮尔伯格的新电影《头号玩家》正在热映,影片试图唤醒沉迷于虚拟世界的人们,珍惜真实的生活和身边的家人。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,此时观看电影的我们,正戴着3D眼镜,投入于影片用高科技手段打造的逼真效果中。
  贝尔纳·斯蒂格勒:未来即将发生的,或者说当下正在发生的,是一场注意力的争夺战,人们的注意力越来越从真实世界转到了虚拟世界。技术总是带给人类改变,但未必都是幸福的改变。

  知识都进入到机器里了,
  于是人变空了

  解放周末:《技术与时间》一书奠定了您作为技术哲学代表人物的地位,而您此后出版的《象征苦难》《新政治经济学批判》等著作,被认为是消费批判、新社交媒体研究领域最近10年内最重要的贡献。您始终高度关注前沿科技,比如大数据,您是怎么看的?
  贝尔纳·斯蒂格勒:1848年马克思的 《共产党宣言》,提出了一个构成我解读马克思思想的重要概念:无产阶级化。马克思在谈到工业发展的新阶段时,创造了一个新名词——无产阶级化。人们往往忽略和误读这个概念,马克思对“无产阶级化”的定义,并不是财产,而是知识的丧失,指的是知识的外在化过程。
  尤其在《1857-1858年经济学手稿》中著名的《机器论段》里,马克思就“一般智力”、自动化等重要问题展开了讨论。在这一文本中,他进一步推进了有关客观外在化和无产阶级化的思考,讨论知识是如何外在化到客观的机器当中。知识都进入到机器里了,于是,人变空了,人对外物变得漠不关心了。
  马克思凭直觉预见到了21世纪将发生的情况,使得这一文本竟成了对我们今天生活的描述——我们正在普遍地“无产阶级化”。19世纪的资本主义,通过机器将工人“无产阶级化”;20世纪的消费资本主义,通过剥夺人们的自主生活方式,将消费者“无产阶级化”。大数据加剧了这种状况,因为不仅是知识,我们还把我们的记忆也交给了机器。
  大数据是完全自动化的数据分析,它产生自动化的、高速的理解系统,但这是基于机器的理解,而非人类的理性。如果要让大数据起到积极的作用,那应该是给人类留出更多的时间去思考人类与技术如何更好地共存,也就是起减速的作用,而不是相反,去催促人类快速做决定。如果那样,那人类是没有未来的。

  把强大的技术置于市场的统治下,
  是非常危险的

  解放周末:作为中国美术学院的客座教授,不久前您参加了美院建院90周年的一系列活动,尤其是在以“自动化社会中的艺术与教育”为题的国际美术学院院长论坛上,发表了重要演讲。这个论题为何吸引您?
  贝尔纳·斯蒂格勒:因为人类知识的被剥夺、思考力的丧失,都与社会越来越高度的自动化有关。
  在自动化引起人们关注之前,杜尚首先注意到了复制性问题,他的作品《小便池》便是这一关注的艺术表达。可复制性问题始于摄影,慢慢又演化成了针对大规模市场而大量生产的现成品。我在《象征苦难》一书中努力向大家证明,在福特和贝尔内斯的时代,文化工业的发展,已经导致了消费者的感性“无产阶级化”。
  整个20世纪,本雅明所称的具有“机械复制性”的种种技术发展,导致了艺术业余爱好者的动机知识的普遍退化。业余爱好者失去他们的知识,成为文化的消费者,有时甚至转变成汉娜·阿伦特所说的“有教养的势利者”。
  最近的阶段,是各种个人关系轰轰烈烈发展的时代,“社交媒体”是这一时代最新的化身。这些“社交网络”不仅具有“社会性”,而且也具有“技术性”,并且是工业式可控的。这些社会技术自动地将社会关系形式化,数码社会的网架形成了一个对社会关系本身的书写过程,看似通达,实则导致了社会关系的瓦解。在社交网络中,我们宣称某些人是我们的“好友”,而“好友”们马上就在索引化的战争中被当成了元数据。这些社交网络只是一种替代式友爱的电脑辅助的生产方式而已。
  自动化是人类这个物种的一种本性、属性,但为什么这个时代加速或者说扩大了对自动化的需求?在冲动的本性和自动化之间,如何掌握一种平衡?这些是我们要认真思考的。
  解放周末:那么,在去自动化的角力中,艺术是否能担负得起人类的希望?
  贝尔纳·斯蒂格勒:艺术是去自动化的最高形式,但遗憾的是,今天,艺术本身正在被自动化。软件可以让我们编写出一个似乎很优美、实则非常差的音乐作品,全自动化的编写过程,破坏了我们聆听音乐、批评音乐的能力。
  解放周末:去年,您在蓬皮杜文化艺术中心召开了一个以“人工愚蠢(Artificial Stupidity)”为主题的研讨会,您的“时代反调”想表达什么?
  贝尔纳·斯蒂格勒:当你移植了一个所谓的人工智能系统之后,其实你是创造了愚蠢,人工的愚蠢。很多人在讨论人工智能的时候,并没有看到这个系统里真正有什么、会给我们带来什么。
  现在,不仅仅是新自由主义者,传统的自由主义者也都在试图压制政府,而让市场占据统治。这是利润的统治,把类似人工智能这样强大的技术,置于市场的统治下,是非常危险的。

  作为哲学家,
  我有责任提醒大家重新认识技术问题

  解放周末: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技术的发展始终相生相伴。尤其是近年来,越来越多人感受到,技术是造就变化的时代力量。人类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技术?
  贝尔纳·斯蒂格勒:把人的本质建立在技术之上,就必然否定了永恒人性的存在,因为技术的特点之一就是不断发展;把人的本质建立在技术之上,就是要在技术的变革中,把握人类自身的变革。
  人类无法拒绝技术,生活中,我们都希望技术能帮到我们。但是,我们要考虑时间问题,因为技术是不断加速的,在我们使用技术的过程当中,技术就在不断迭代。正是由于现代技术进化的速度,才迫使我不得不将技术问题和时间问题组合起来进行考察。在我之前,已有德里达、福柯等哲学家关注技术问题,但他们都没有进入数字时代,而数字时代对人类的影响,是之前的技术完全不可比拟的。
  我们要知道限度在哪里,要将技术往积极的方面去推进。如果将技术完全交由市场掌控,它不会往特别积极的方向发展。同样一款软件,用来做游戏,可以毁掉孩子;用在课堂上,可以提升教学效果。但转换使用方法还是表面的,我们要转变的是技术背后的控制规律。
  解放周末:对此,历史可以提供给我们哪些借鉴?
  贝尔纳·斯蒂格勒:恐怕没有。我们处于一个没有过去的现在,并没有什么历史经验可以借鉴。
  现代技术发展的速度太快了,快得令人手忙脚乱,应接不暇,新的技术来了,老的技术很快被淘汰,而一回头,新技术又落伍了。持续的技术革新,其结果就是造成文化和技术的离异,或文化进化节奏和技术进化节奏的脱节。简单来说,就是技术比文化进化得快,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带来社会的震荡。
  对于技术,我既不是悲观主义者,也不是乐观主义者。作为一名哲学家,我有责任提醒大家,要对技术的高速发展心存警惕,要重新认识技术问题。我们尚没有足够的经验去控制和应对这种高速发展,我们可能需要去创造一种新的技术文化。
  解放周末:未来的方向在哪里?
  贝尔纳·斯蒂格勒:我觉得未来很难预测,我们没办法把现在和过去关联起来,从这个关联中去预测未来,因此,时刻保持批判性就更为重要了。批判实际上就是洞察与察觉。
  有科学家预言,如果在未来35年中,人类不能及时调整前进的方向和速度,人类就会走向灭忙。我觉得,35年这个时间不一定那么准确,但我确知现在前进的方向和速度是危险的。
  美国的技术发展到了很高的阶段,他们也在急于寻找人类的出路。但他们能想到的方式是移民火星。这种转移人的实体的方式是非常荒谬的,你不可能把地球上60亿人口都转移到火星上。解决问题的关键在地球上,在于创造一种新的政治的、经济的、文化的模式,去应对新的时代。
  美国从来不从生态的角度思考问题,他们的思路永远是市场模式。这种新的模式,最有可能在中国诞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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